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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风采
青海岁月的回顾
澳门皇冠金沙网站: 2015-07-14 10:25  点击:

青海岁月的回顾

长春地质学院物探系1968届毕业生  张文起[1]

    1966年夏,青海省地矿局某地质队在都兰县香日德境内钻探施工。开打的第一个钻孔就发现了四十多米厚的矽卡岩型富铁矿体。这一特大喜讯立即传到了北京,也轰动了国内地质界——认为在该地区赋存有大型富铁矿床的可能。为记念这一鼓舞人心的重大发现,青海省地矿局特地将此钻井塔架永久性地保留在钻孔原地,并将钻探发现的铁矿体起名为“双庆” 矿体。

    “双庆” 矿体的发现在国家加大三线建设的当时,是极具战略意义的。为此,地矿部、冶金部紧急调遣各省地质队伍和技术人员赶赴青海,组织都兰铁矿会战。当都兰铁矿会战的消息传到了国内各地质院校后立即激起了各应届毕业生的满腔报国热情,纷纷报名参战。 1968年全国先后奔赴青海地质战线的大中专(66、67、68届)毕业生和北京中学生有近之众;其中来自长春地质学院的三届毕业生就不下六七十位学子,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1968年12月的一个早晨,我踏着厚厚的地上积雪,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培育我五年的母校——长春地质学院,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到达西宁后,青海省地矿局分配我到地质十队报到,其驻地在海拔三千多米的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府所在地——恰不恰小镇。我班同学冯读军、王超等被分到了在祁连县的地质二队。

    这一年先后分配到地质十队的大中专毕业生和北京中学生有近百名。其中有大家长春地质学院68届毕业生七人(勘探系,郎奎捷、王敏杰、禚同善、滕义德;地质系,张志恒;物探系,武继生和我)。

    俯仰之间已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每当回想起当年奔赴青海参加地质工作的经过,依然清晰在目。我常扪心自问,如果没有上世纪六十代的都兰铁矿会战,那么我的人生可能会是比较平静平淡地度过,也不会有这段艰辛困苦,但又波澜壮阔的青海地质工作经历。更没有机会和众多来自五湖四海并有着浓浓高原情怀的地质朋友们,以及我生命中的另一半,相聚、相识、相知、相敬和相爱,风雪一起的缘分了!这岂不是我生命中最大损失和遗憾吗?

    在此,谨将我三四十年前在青海从事物探工作经历的几个片段作以粗浅的回顾。意与老师、同学、和历届校友们切磋、交流,作为对那段流逝年华的纪念;更是抛砖引玉,唤起大家珍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份地质情愫,细细回味当年地质工作中的难忘经历;重新拾起记忆中的那枝雪莲,那片红柳,那场风雪,那份友情,……。执笔抒怀,再现你年轻时的酸甜苦辣、激情风彩和豪迈情怀。让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最深切的感触找到知音、找到共鸣、找到归宿,不要随年华的流逝从大家脑海里悄悄溜走,消弭殆尽。因为这终究是那个岁月在大家身上的美好留存啊!

1969年1月刚参加工作的部分大中专毕业生在地质十队驻地后山上的合影。其中长春地质学院的有:前排左起第2人张文起,中排左起郎奎捷、武继生、张志恒,后排左起第2人滕义徳。

    青海地质队每年春季出野外时一般都挤坐在无蓬的解放牌卡车上,并要走上一、两天甚至更多的路程才能到达目的地。

    当年青海省的几条主干公路几乎都是沙石路面。由于车流量大,养路跟不上,很多路段都成了坎坷不平的“搓板”路。加上春季时公路化冻翻浆频现,更是行路难。卡车行驶在这样的路段上,卷起的沙石、尘土击打在车体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挤坐在卡车上的人们如箩筛上的石头子,不断地被颠簸抛起。皮帽上、老羊皮袄及鼻孔、嘴里、脸上都沾满了沙子和尘土。说实话,就这样一天颠簸下来,人的身子骨几乎都要散架了,大家心里只想着尽快到达住宿地休息,那有闲心去欣赏一路上的“大美青海”雪域风光。

    公路有不少路段是穿越盘绕在陡峻的山岭之中,头一次坐车路过的人们望着公路外侧深渊般的峡谷谁不紧张得心弦紧绷,想入非非。司机在这样的山路上驾驶,不敢有丝毫大意,如车况不好或稍有不慎,难免会发生翻车事故。而这样的意外情况当时并不鲜见。

    但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当年位于兴海县境内自野马滩至赛什塘勘探(铜)矿区的那段简易公路。它可是我今生所见最为险峻的行车路!尤其是其中的一到九道沟路段——路窄坡陡、弯道急转,且多贴挂在下临万丈深渊的崖壁之上,令人望而生畏。       

    行驶在这样的公路上,四吨重的解放牌卡车外侧后轮总有一个要悬空在路外。过外弯道时,卡车车头必须探出到崖壁外面方能徐徐转过弯去。

    据我所知,第一次搭乘卡车通过此路的人一般都会惊得心跳加速,冒出一身冷汗。就是开小吉普车的司机头一次行走在这条路上,恐怕也会胆战心惊——只敢挂一速档,小心翼翼地慢慢“爬”过去,直到过了九道沟或上了野马滩后才敢把悬着的心放下来。此时,手握的方向盘已被湿漉漉的汗水沁湿了。

    幸亏地质十队的汽车司机熟悉路况,胆大心细,再加上技术过硬,才确保十多年的野外生产运输没出大事故。

    记得有一次省地矿局领导来赛什塘勘探(铜)矿区视察工作,回去时坐的小吉普车走了一个多小时后地质十队的卡车才从矿区出发。结果卡车在3道沟就撵上了先行的小汽车,并紧随在小车屁股后面一直开到了野马滩。

    等车上了野马滩后,开小车的老师傅停下车来一边擦着汗,一边不客气地对年轻卡车司机高声喝道:“小子,你不要命了!”

    为了保障这条运输线的安全畅通,该路段几乎年年都要派人养路维护。

    我刚参加工作不到一个月(1969年春节过后),队上就组织大家及留队的部分职工进驻到那个险峻的路段(一到九道沟)进行抢修。在这“寒氛万里凝”的酷冷环境里大家抡镐挥锹,放炮炸石,干得热火朝天。我这细胳膊细腿体重还不到120斤的小伙子也担当起了抡大锤打炮眼的工作。

    但毕竟力气有限,锤头打到钢钎上,钢钎又碰到坚硬的三叠系变质岩弹回来震得我两手发麻。每个炮眼,十二磅的铁锤不知道抡了多少下才验收合格。一天干下来胳膊和手腕累的酸痛酸痛的,但因为年轻又能吃饭,睡一觉就基本消除了疲劳。

    在大家修路期间,队部曾派专车给大家送来给养。没料到,卡车经过兴海县又穿过拉尔干河谷刚刚费力地爬上野马滩后却突然抛锚了。

    野马滩是一处东西南北纵横各40多公里长的无水戈壁滩。其西南面直接与通往赛什塘矿区简易公路的起点“一道沟”连接;其北缘,越过六七十米深的“拉尔干”河谷,行二十多公里就到兴海县城。

    此时的野马滩已是“风悲号日光暗,禽鸟不落无人踪”的隆冬下午时分。司机只得派自己的副手徒步赶往几十公里外的兴海县城给大队部打长途电话,要求速派车来救助。留下的司机和押车人王宗连(长春地质学院勘探系64届毕业生)坐在驾驶室里坚守。

    晚上天气酷冷(摄氏零下30度多),人又饿着肚子,他们只好把汽车冷却水放出来泡脚以提高体温,勉强地熬过一晚。到了第二天早晨,饥寒交迫的他们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为了活命,赶忙燃起了车用喷灯,用昨晚泡过臭脚的“冷却水”和那个“洗脚盆”煮面糊糊充饥保暖……。

    事后,学长老王感慨地跟我说:“有此经历让我相信,地质队员在戈壁荒滩上渴饮马尿、人尿的传闻,绝不是虚假的杜撰。野外就是“沙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那时侯,大家为了生存都是必要的举措,来不得半点犹豫……。”

    此时,我俩正站在位于三道沟的公路弯道处,在刺骨的寒风中眺望远方:连绵无尽的山峦伸展到目力穷尽的天边;奔腾的曲什安冰河象一条白练在山岭间穿行舞动。晚霞的余辉如赤红的落叶铺撒在这一片寂静亘古的荒原上……。

    望着眼前这片辽阔空寂,雄浑憾人的山川图画,联系到学长的一番衷肠话语和自己即将开始的野外地质生涯,我心潮起伏,浮想联翩,情不自禁地默念起毛爷爷的词作《忆秦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1969年3月初,我跟随钻机上的老同志们踏入了崑崙山深处——洪水河上游,海抜四千五百米以上的无人区。

     这里高寒缺氧,自然生态环境恶劣。当我第一次踏足到高原大山深处,眼见到感觉到的是,寒风萧萧溪水寒彻,飞蓬折断野草干枯,鸟兽无人踪灭……;望远处,皑皑群山重叠连绵,在连峰去天不盈尺的高山绝壁上,见有数十棵粗大挺拔的枯木齐整地矗立着。它们象器宇轩昂的不老卫士,几千年来尽忠职守在横空出世的莽昆仑,无声地见证着这里由郁郁葱葱的苍山林海沦落为高山荒漠的沧桑巨变。

    咦吁戏!大家被这里死一般的寂静、荒凉惨淡的景象震憾了。感觉如身处在“天老地荒”般的世外境地,一种难以言状的清冷孤独感油然而生。

    大家就是怀着这样的复杂心情——几分神秘、几分新奇及探索地球奥妙的激情,和老同志们一起向莽莽昆仑腹地行进,迈出了自己地质生涯的第一步。

    由于地处高寒,空气中含氧量低,大家就是在平缓的山路上行走,也如同在低海拔的东部地区背负着几十斤重的东西登山一样,气喘嘘嘘的感到非常吃力。要是爬山,那就只能仿照着湖南湘江边上的纤夫,——后背两手,哈腰弓背,随着深呼吸的节奏,慢慢一小步一小步地往上挪动。往往迈不了二三十步就要躺倒在地上喘着大气休息片刻。

    这里的冬春季节,气候干燥冰冷,风沙肆虐。太阳光中的紫外线也格外丰富多情——用不了几天,每个人的脸面都被她描绘得黑紫斑斓,嘴唇干裂。脸上的爆皮如细小的鱼鳞片,密密麻麻地撒播在鼻梁上和两侧脸颊。乍一看,个个都象水浒中的黑旋风李逵。

    这样的生活、工作环境对刚来到高原不久的大家,身体都明显的不适,就是老地质队员们也有不同程度的生理反应。别的不说,几乎每个人都嗓子发干,睡眠不好;还有手指甲盖出现周边上翘中间凹陷的畸变。岁数大一点的,体质弱一点的同志,睡到后半夜往往会感到脑袋胀痛,胸口象压着块石头一样憋闷得透不过气来。

    这里的七八月间霜冻下雪也是平常之事。此时,住在帐篷里的人们就要挨冻了,尤其是住在透风的帆布单帐篷里的地质哥们,清晨醒来就会看到自己被头上凝结了薄薄的一层白霜——乃人之呼气冻结所致也。

    因此大家一年四季都离不开老羊皮袄。时间一长,皮袄布面的颜色褪得斑驳陆离,再加上补丁的点缀,真象是一件要饭的“百家衣”了。要是到了秋末收队时刻,这群穿着破老羊皮袄,背着几杆抗美援朝时期用过的旧枪,紫黑脸膛、胡子邋遢,饱经沧桑的人马从山里走出来,不知情的局外人见到了会产生怎样的联想和误会呢?

    记得在1972年,我随地质十队的一个分队在瓦洪山东段从事普查找矿工作,借用青海唐格木劳改农场水利队的空地搭建帐篷暂住。

    仲秋的一个晚上,劳改农场水利队放露天影片。农场领导很友好地邀请大家去观看。吃过晚饭后天还大亮着(这里晚上8、9点钟才天黑),大家就披着老羊皮袄兴冲冲地过去了。刚坐下不久,农场里的管教干部看到大家的容貌和穿戴误认为是农场的劳改就业犯了,马上叫大家起来让座,并说:“这排坐位是留给地质队的……。”后经大家说明后才消除了误会。

    事后大家自嘲说,如果要演戏的话,地质队的人不需要化妆就是很典型的反面角色了。

    正如前面谈及,洪水河上游地区高寒缺氧,山峦险峻,所以在这里进行钻探施工困难是很大的。但靠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大庆精神;靠着钻探工人师傅们的肉肩膀和蚂蚁搬家一样的韧劲,硬是将上千公斤重的钻机、柴油机、水泵和几十吨重的塔架构件、钻探管材跋山涉水运到了指定的钻孔位置。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工人师傅们争分夺秒忘我的劳动干劲,互助友爱的兄弟情意极大地感染激励了大家这些刚参加工作年轻人。大家毫无怨言地加入到这场搬运的队伍中。太重的设备几个人合作抬运,平均每个人肩膀上要承受二三百斤的负荷。大家听着号子,挺直腰杆,咬紧牙关坚持着一步步地往前挪动,直到钻探地点。

    在钻机上再教育的两年里,我与勤劳淳朴的工人师傅们打成了一片并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先于大家近一年参加工作的北京中学生小弟兄们,他们蓬勃的朝气,友爱的精神和踏实认真的工作态度给这个钻机团队带来了春天的气息和活力。我真心喜欢上了这个和谐温馨的集体。现在离开钻机这么多年了,我还时常念想起他们及那段风雨同舟,艰苦奋斗的日日夜夜。

1969年冬,2号钻机四班全体在香日德试验新钻机。蹲者左起:张天铎,周红兵(机长),朱道一,唐爱华;站立者左起:周思呆(班长),张文起,徐德水(1971年夏在赛什塘铜矿区探矿中因钻探事故不幸遇难)。

    1970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和同学张志恒(地质系)在都兰县香日德镇巧遇到青海区调队某分队的地质佬们挤坐在几辆解放牌无蓬卡车上风驰电掣般地(从西宁)赶过来,路经此地暂宿一晚。他们是到海西格尔木地区开展1/20万区调工作的。

    分队里有长春地质学院地质系66届毕业的两位学姐。只见她俩头戴皮帽,身穿老羊皮袄、皮裤,脚登一双毛登山皮鞋——一副征战“沙场”的打扮。虽然在“搓板”路上颠簸了一天,满身满脸都粘满了尘土,但看上去依然精神抖擞,眉宇间透露出一股不畏艰难的英飒之气。

    在与她们交谈中得知,野外区调工作是很艰苦的:每天跑地质路线,爬山涉水往返要走数十公里。两个星期到二十天就得搬一次家。届时,清晨起来带上干粮,骑上马,赶着驮着行李、帐篷、炊具的牦牛群便出发了。在没有路的路上,无人出没的山岭荒野中风餐露宿行走一二天。到达新的工作区后不顾路途的疲劳,抓紧时间赶在天黑之前搭好帐篷,垒灶做饭。第二天便又开始新一轮的野外工作……。

    她们还谈到,由于长期出没在与世隔绝的荒野环境里,大家在精神上倍感孤独寂寞。当秋末,队员们从野外返回队部驻地时,感觉就象从空寂荒芜的外星球上重新回归到温暖的人间一样,感到无比的温馨亲切。 

    每当这个时侯,年轻的小伙子们如同是远航归来的水手,高兴得手舞足蹈,以此来抚慰长时间在野外寂寞漂泊而感到很累的心里。

    “那开心的一刻,只有经历过这段野外地质生活的人才体会得到”。她们还坦白地说:“去年大家头一次出野外,就体验了这段情感的冲击。尤其是,大家坐的汽车开进队部大院,竟意想不到看见了先于大家从野外其他分队归来的爱人,正挥着手向大家奔来。那一刻,我俩热泪盈眶……。”

    第二天清晨,我和志恒起来时区调队员们已踏上了西去的征途。望着疾驶的汽车卷起的沙尘长龙渐渐消失远去,我俩的思绪恍惚间也跟随着飞向远方——她(他)们即将征战沙场:苍鹰雪山,戈壁荒原,峡谷激流,酥油奶茶。在风雪中傲然挺立的帐篷。地质队员们寻觅、探索跋涉远去的身影,一幕幕奔来脑海……

    在我第一年工作地区的西边,翻过群山就是崑崙山的另一支脉——布尔汉布达山。1970春大家钻机从洪水河搬迁到了布尔汉布达山深处参加铁矿勘探。

    这里山峦重叠,寒风凛冽,白雪覆盖,一片苍凉。在群山包围之中有一块相对平坦的谷地,源自于雪山深处的青水河流经此处时汇集了周边山上融化的雪水流量骤增,并通过一个名为老虎口的隘口继续北流出昆仑。老虎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据老同志们讲,大家工作的区域正是1958年青海某地质队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那一年夏天,青海省部分地区发生藏匪武装叛乱,而在此地工作的地质队恰好遭遇到一股武装叛匪的袭击。

    当时,叛匪封锁了进出布尔汉布达山的唯一通道——老虎口,并进而准备对地质队围堵攻击。于是一场争夺老虎口天险的战斗打响了。地质队组织火力拼命往外突击,解放军则从外面往里攻打……。

    十二年过去了,大家又来到了这个英雄地质队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来到了当年他们突围的旧战场——老虎口。

    在凛烈的寒风中我站立许久,心中一时难以平静。环顾四周,仍能清楚地看到当年地质队员们匆忙撤退时丢弃的衣服、鞋袜,和零星撒落四处的钻具、管材。料想当年突围时的仓猝和战斗的惨烈。冥冥中仿佛还能依稀听到那次战斗的激烈枪声、呐喊声、马嘶驼鸣声并夹杂着风声雨声在山谷中回荡……

   1958年青海叛乱,事发突然,各个地质队又分散工作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野外荒野,没有一点心里准备,因此遭到叛匪袭击是不奇怪的。

    在此事件发生同时,青海海南地质队正在海南州兴海县赛什塘地区从事找矿工作。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野外驻地突遭叛匪包围。撤退时,为了抢救地

    1970年夏,笔者在布尔汉布达山野外。

    质资料和仪器设备,一位年轻的地质技术员被叛匪杀害了。二十年后,在他牺牲的地方及外围被探明是一处大型的铜及多金属矿田。

    与此同时,西方物探大队的张承志(1957年北京地院毕业,后担任我青海物探队总工)正带一物探小组配合海南地质队在兴海县白尕湖铁矿点及什多龙铅锌矿点进行野外工作。由于地处偏僻,武装叛乱的信息他们也浑然不知。可巧的是,就在他们刚从海拔五千多米高的“什多龙”雪山下来,途经“五道口”、“温泉镇”返回到大河坝(当年兴海县政府所在地)的第二天,武装叛匪就悄然袭击了“五道口”并占领了“温泉镇”。不幸的是,曾陪同他们一起进山的海南地质队武装警卫裴二喜同志却在“五道口”被叛匪杀害了。

    现在我和回到石家庄定居的张工闲聊起当年这段遇险经历时,依然犹临其境,紧张心跳,并深深体会到上世纪50年代青海地质工作初创时的艰辛、悲壮!

    1980年我所在的物探队四分队赴青海玉树州“冬給措那湖”北,海拔四千多米的无人区从事野外物探普查工作。

    夏季的某一天下午,突然风雪交加,仅短短的二个多小时地上积雪就达二十多公分厚。分队领导不顾天气冰冷,冒雪坚守在帐篷外面,迎候着陆续从六七公里外气喘吁吁赶回的队员们。但令人着急的是,直到晚上八点多钟还有三位同志没有归来。

    分队领导马上组织全分队人员以小组为单位拿着手电筒出去寻找。大家一边喊着他们的名字,一边朝着他们工作的方向迎去。已近后半夜了,出去寻找的人们都无果而返,而三位迷路的同志仍杳无音信,看来是因大雪迷路了。  

    虽然大家都认为他们有野外生存经验,推测他们当风雪中辨不清归路时,会明智地采取一直往东走的方案。因为再往东走十几公里就是贯穿南北的青康公路,只要走到公路上就有安全保障了。

    但尽管如此,全分队的人心中还是忐忑不安。因为今天发生的迷路事件,让大家想起了七年前(1973年)的那个风雪夜晚。

    七年前,也是在夏天,也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傍晚。在黄南州同仁县双朋喜铜矿区,我物探队四分队的四位同志在返回野外营地的路上因突来的风雪迷失方向,误入了“荒谷”,造成“三死一伤”的惨痛事故。

    此“荒谷”在当地藏民眼里是一个谈虎色变的神秘之地。虽然草肥水美,但牧民们从不轻易踏入,更不敢将牲畜赶进那里牧放。所以在事故发生后的第四天才有一位藏民兄弟在山上寻找丢失的小羊时偶然间发现了下面山谷里的失踪者。

    等分队同志们赶到那里时,其中的三位同志已经倒卧在地上长眠不起了,而另一位同志趴在小溪旁也不省人事仅存一息。

    大家被这一惨象惊呆了,不敢相信这三个活生生的同志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霎时间心里冰冰凉凉,不知所措,任凭着伤痛的眼泪在自己脸颊上恣意的流淌。分队长跪在地上哭得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着:“这…这…怎么可能,三天前大家还在一个锅里吃着饭、说着话呢!怎么眨眼之间,你们就这样无声地走了,让我怎么向你们的家人交代……!”

    当时经法医鉴定:“遇难者系冻饿身亡,非他人谋害。”但大家心里还是有很多的迷惑,几个大活人就这样在山沟里活生生的被冻饿而死,似乎难以能让人相信。所以有很多人猜测:可能当时沟中瘴气弥漫,遇难者系吸入瘴气致命所致。要不,当发现路径不对时,他们为何不即时沿原路折返呢?

    但古人云:“瘴气乃南方山林间湿热蒸腾致人疾病之气也”。而此地乃属高寒山区,何况当夜雨雪交加,何来湿热蒸腾之气焉?也许还存在没有探知的其他自然缘故吧?

    咳!这一惨痛事件深深地印烙在物探队每一个人的记忆里,每当想起曾经朝夕相处的他们,都会感到阵阵的心痛……    

    现在,在这个漆黑静谧的夜晚,联想到这起沉痛的往事,更增加了今晚对未归同志的不安和焦虑。全分队的同志无人入眠,都在焦急地等待,默默地为他们的安全祈祷着;并不时地撩开帐篷门帘探出头来,在刺骨的寒风中静听、张望,希翼能有惊喜的发现……。

    第二天清晨,当大家陆续聚集在帐篷外面的雪地上正焦急地等盼时,只见东方远处出现了三个晃动的人影,并慢慢地清晰起来。“就是他们!”大家惊喜的喊道。

    望着三位战友毫发未损的归来,大家悬着的心才完全放了下来,七嘴八舌高兴地簇拥着他们回到帐篷里……。

    原来昨天下午因大雪迷路辨别不清返回营地的路径,他们商量后决定一直往东走。到了公路上,找到了养路道班后就在那里休息了一晚。但因为怕大家惦记,所以天刚刚亮,辨别好回来的路径后,就急匆匆地赶回来了……。

    太阳出来了,分队恢复了原有的秩序,物探队员们整装后又踏着积雪跋涉远去——因为野岭荒原正召唤着他们。

    作为长春地质学院莘莘学子中的一员,从未忘记过自己的母校。母校的辉煌历史,继往开来不断创新的精神一直是大家历届学子们的骄傲和激励前进的动力。

    尤其是在远离祖国心脏的高原边陲,当夜幕慢慢降临,寒气袭来,四顾空寂苍凉的雪山荒漠,仰望茫茫无语的夜空,心中能不滋生出几分惆怅和思亲念远的乡愁情感!而这千丝万缕的“乡愁”中更多的是大家“天涯游子”对母校的怀念。

    当年同我一起奔赴青海参加地质工作的同班同学王超在后来的回忆中说:

    “有多少个夜晚,当寂寞孤独之感伴随着帐篷外阵阵袭来的寒风在心中肆意翻腾的时侯,总会情不自禁地牵动起对母校对地质宫的无尽思念……”

    这情景,这心境,同样地在我身上有过无数次的再现。有多少个夜晚,我回忆起:

 

丁香怒放,香气熏得路人醉;

杨絮无赖,狂舞扰得万人眯。

    的校园春景。学子们信步走在清静洁净的校园及周边马路上,春风拂面,心旷神怡,婉如穿行于林间小径或漫步在花园闲庭。

    我回忆起:银装素裹,北风萧萧的春城隆冬。有志报国及时奋起的长春地质学院学子们视严寒如等闲,闻鸡起舞,撩开黎明前的黑幕,身现在冰雪覆盖的地质宫广场。

    尤其是住在三宿舍的物探系小伙子们经常晨跑南湖、师大,往返近万米,汗凝寒霜一身白,脸抹朝霞万道彩——玉树临风,神采奕奕,洋溢着青春风采。

    我想起了,气势宏伟,仪态端庄,充满皇家瑞气的地质宫,那是莘莘学子们心中的圣殿。在那里我度过了五年的学习光阴,那里有我梦幻一般的青春憧憬,也留存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地质宫内,雕梁画柱,红灯高悬,雍容华贵的宫廷气息;肃穆宁静,墨香四溢,治学严谨的学府气韵;登高览胜,披襟岸帻,喜茫茫风景无限的五楼露台。引我想往,情思绵绵……

    更让我想念的是:母校许多的中青年老师和享誉中外的大师级前辈们。他们爱岗敬业,学识渊博,讲课魅力沁人。令学生们折服并点赞不已,学子们从他(她)们那里汲取营养、汲取思想,并薪火传承。他(她)们是值得大家尊崇的师长。

    屈指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弱冠少年现已年逾“古稀”,但是对母校的情感丝毫没有褪去。

    尤其是碰见到生机勃发的青年学生们从身旁走过时,总会情不自禁地将思绪拉回到已经远逝的岁月——母校、地质宫,和传道受业解惑,可敬、可亲的老师们。脑海里不时闪过地质宫那端庄的倩影和一张张熟悉又久违的老师脸孔。心中不由地问:

    他(她)们如今还好吗……?

    地质宫——“海棠依旧”还是“绿肥红瘦?”

结语

    翻开中国近百多年的历史,一看到国土沦丧,列强蹂躏,落后挨打的悲惨情景,谁不痛彻心肺,“吴钩”紧握,把“栏杆拍遍!”

    “位卑未敢忘忧国。”中国要崛起,民族要振兴的使命感已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心中。谁不是以祖国的需要为号令,国家之务为己任,尽心、尽力、尽职!

    为此,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后有数万名地质健儿带着热情,带着生命中的那份纯真。带着户籍证明和粮油关系离乡背井,义无反顾地奔赴青海边陲从事地质找矿工作。在这其中就有大家长春地质学院历届学子叱咤的身影。

    几十年以来,他(她)们牢记母校的教诲,坚持报效祖国的信念,并将对母校的深厚感情转移到建设祖国大西北的大爱中——踏雪昆仑、醉卧戈壁,和大家一道默默坚守在青海地质工作这个艰苦而又神圣的岗位上,真诚地奉献着他(她)们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黄金岁月,健康身体甚至宝贵的生命。

    他们普通平凡, 默默无闻,终其一生也无人知晓。他们也许有过不少的人生缺憾,骂过娘,发过牢骚,但从无懈怠过这一人生选择。面对上苍可以坦然无愧地说:“大家作为长春地质学院学子此生无憾!”

    1968年奔赴青海祁连县参加地质工作的同班同学王超在回复的邮件中说:

文起兄,你好!

    读了你《回顾》一文深有感触,让我重新拾起了青海那段地质工作的记忆。

    青春是不会忘记的。四十八年前,“为了我梦中的橄榄树”我等长地院(66、67、68三届)六十名毕业学子惜别母校,奔向青海边陲,把青春和人生的黄金岁月托付給了高原雪山、戈壁;并为她贡献了我的汗水、我的追求、我的爱。

    和你一样,那里有过我酸甜苦辣的多味人生;更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缕缕乡愁和一丝难以言状的惆怅。但大家活得真实、活得坦荡,充满朝气和活力。

    那段岁月锤炼丰富了我的人生;开阔了我的视野;提升了我对生活的理解。说实话,我从没有懊悔过这一人生的选择。

    那令人敬畏并引发无限遐想的雄浑苍凉、空寂狂野的祁连、昆仑、戈壁;那粗犷爽直、淳朴善良的民俗民风;那重情重义,豁达豪爽的地质伙伴和艰苦创业不离不弃的团队精神……,不去青海,不从事地质工作是体验不到的。

    现今,我年逾“古稀”,日趋浓厚的怀旧情绪常常使我无法排遣。闲遐之时、酒酣过后总不免要和老婆叨聊起当年那帮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哥们弟兄和高原上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真的好想重新回到那个时候啊!正像你所说的,回顾人生可以说“大家此生无憾!”谢谢你的文章唤起了我许多美好的回忆。(2015-3-8 于常州)

    是啊!岁月匆匆,弹指间已48年过去,当年奔赴青海的年轻地质队员们都已慢慢老去;社会上的人生价值观也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着,但这些心存大爱的老人们浓浓的地质情怀始终没有消退。他们一直情系着青海,想往关心着青海,希翼青海及大西北的经济建设能有更快的发展,也希翼他们曾经从事的地质事业能有更大的辉煌!

 

 

 

 

 

 

 

 

 

 

 

 

 



    编辑简历:张文起,男,上海嘉定人,1945年生。1963年9月考入长春地质学院物探系,1968年毕业,分配到青海省地质十队工作。1977年转到青海省物探队,1986年调到河北石家庄地科院环境地质水文地质研究所工作。高级工程师,2005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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